2012年，我“拿到船票”上船了。作为《我国科学报》记者，我很有幸随“大洋一号”船破浪西行，在大西洋展开科学考察。

　　且不说晕船引起的不适，仅仅是海上日子的单调，也让长时刻日子在陆地上的人们无法幻想。

　　船上的活动空间仅限于船舱和甲板。举目瞭望，外面除了蓝天白云便是茫茫大海，偶然“友谊客串”一下的海燕、飞鱼、鲸鱼、海豚、彩虹，就能让全船人飞驰上甲板，或许做的也仅仅摄影罢了。一些四肢不够快的，就只能看相片、听故事了。

　　所以，相机是出海者都会预备的“必需品”，并且还要随身携带，生怕错失那些可遇不可求的美景。一旦拍到得意之作，便上传到船上的内网，与全船人共享。

　　大洋科考的每个航段都有一个半月左右，船上的食物储藏非常有限，虽然厨师使出浑身解数，但低劣的食材真实很难摇身变成甘旨。即便如此，每个周末加餐时，比往常多两个菜也会让咱们为此喝上一杯。

　　对“老大洋”来说，与海为伴早已习以为常。终年出海练就了在海上获取美食的本事，一有时机就夜以继日在甲板垂钓，乐在其中，当然，旁人也有口福了。

　　“什么时分包饺子啊？”在船上，最让世人想念的要数饺子了。这种稀松往常的吃食，在船上却只要在严峻日子才干吃到。在咱们千呼万唤中，饺子总算在国庆节当天盛大“上台”了。包饺子可是一场“全动”。伙房早早预备好面和馅，咱们一齐上阵，从厨房到餐厅，擀皮的、包馅的，会的、不会的，个个干得如火如荼，只为那份热腾腾的“家的味道”。

　　“大洋一号”船上有间专门的健身房，那可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除了一张乒乓球桌，还有跑步机等各种训练器械拥堵地摆放着。每天晚上，狭小的空间都人声鼎沸，尤其是打乒乓球的，依照水平凹凸预定时刻，刚入门的新手一般只能到晚上10点今后才有时机挥上几拍子。

　　在海上漂久了，作业再忙、伙伴再多，也会有想家的时分。船、队员与外界交流的仅有方法便是收发电子邮件，并且还有流量约束。没有声音，没有图画，只要寥寥数语，也算是一种寄予与安慰吧。这就不难幻想，每次靠港时，咱们着急打电话的火急心境，久别的乡音在甲板、走廊此伏彼起。

　　作为北欧国家，芬兰给国人的遍及形象是经济兴旺、高福利、地广人稀芬兰因而而出名，而又不只限于此。

　　2013年6月下旬，我随媒体访问团对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对芬兰有了异样的知道与感触。

　　飞机在赫尔辛基上空回旋扭转，从窗口向下俯视，一丛丛绿色围绕着漫山遍野的湖泊。这个素有“千湖之国”美称的国度，国土面积中的70%是森林，10%是湖泊。

　　从赫尔辛基乘坐火车前往老工业城市坦佩雷的路上，铁轨两边满眼的绿色晃眼夺目，规整的草坪、生气勃勃的树林从窗口敏捷掠过。我想起了芬兰国家形象宣传册中的一句话：咱们的国旗是蓝色与白色的，但咱们的国家是绿色的。

　　信赖现已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而在赫尔辛基，我也亲自感触到信赖阳光带给人的温暖。

　　其时正值赫尔辛基市举办建市周年庆典，我在一处小摊买了一个具有芬兰特征的留念品。后来因为个人原因，我想将留念品退掉。

　　我拿着包装好的留念品来到小摊处，做好了被回绝的心理预备。小摊主人一眼就认出了我，问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当地仍是想再来一个。我道出个人缘由后，小摊主人毫不犹豫地拿出50欧元交给我，随手将留念品接过直接放到货堆里面，并用带着浓重芬兰语口音的英语问我，“Do you need something else？（您还需关键什么？）”时，我现已无法接招了。

　　退货对我国的小商贩来说是一件极端不愉快的事，人们通常会仔细检查产品是否受损，有的乃至会打出“概不退货”的招牌。芬兰小摊主对顾客的肯定信赖让身处异国的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教育相等是芬兰教育出名国际的一大特征。让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家庭布景的孩子享用相等的受教育权，这也是芬兰教育的中心价值。

　　教育水平进步使芬兰妇女在许多范畴取得了同男人相等的位置。联合国宣告的一项有关2008年国际妇女参政情况陈述显现，芬兰是妇女参政份额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时芬兰内阁的20名成员中有女人12名。

　　相等在芬兰不只体现在男女人别中，更是深化到民族、家庭布景、经济条件等各个层面。

　　前不久，电影《乔布斯传》在各大影院上映，我也带着女儿去看了。影片中的许多场景都发生在IT业的“圣地”美国硅谷，这让我不由回想起自己的两次“朝圣”之旅。

　　2011年6月，借参与英特尔研讨日活动之机，我榜首次领会了硅谷的风貌。其时，我所住的Marriott酒店坐落硅谷的中心区，对面便是yahoo的总部，其周围是McAfee的总部，再远一些是EMC公司，邻近盘绕的还有英特尔等大公司。榜首次，这么多的大企业栉比鳞次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那次活动的举办地是坐落美国硅谷山景城的计算机前史博物馆。这也是个令人发生无限遥想的当地：它曾是SGI当年总部的所在地。20年前，SGI曾是硅谷区域最好的公司。当今，这家公司已了无踪影。20年，它亲眼见证了硅谷严酷的“优胜劣汰”。

　　2013年5月，我再次抵达硅谷，参与为留念以太网诞生40周年而举办的以太网立异峰会。峰会的活动场所之一又是计算机前史博物馆。不过，这次陪我观赏的是一个硅谷的“牛人”鲍勃梅特卡夫。

　　鲍勃诙谐、幽默，且风姿潇洒，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化的形象。他终身的阅历可谓五光十色：最大的奉献是因为发明晰以太网而被称为“以太网之父”；1979年，脱离帕洛阿托研讨中心，成立了3COM公司，将以太网工业化；之后，他从3COM退休，成为了一名危险出资者；现在则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立异总监。

　　和鲍勃一同，咱们还访问了大名鼎鼎的施乐帕洛阿托研讨中心。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鼠标、图形用户界面帕洛阿托研讨中心从前诞生了多项划时代的现代计算机技术，以太网也是其中之一。

　　在帕洛阿托研讨中心一个不起眼的房间里，这些“榜首”琳琅满目地陈设在那里，还有年轻时的“鲍勃”们的录像，让人们能够永久地记住旧日硅谷的韶光。

　　当今回想起这两次在硅谷的阅历，仍有震慑之感环绕心头：那么多的“牛”企、那么多的“牛”人，扎堆地呆在那里，好像随时会有下一个“乔布斯”站出来，振臂一呼，应者聚集。

　　此外，他们尊重前史，却又不囿于前史。有次吃饭的时分，我周围正好坐了位计算机前史博物馆的高管。他告诉我，“馆内的展品都是信息时代最值得保存的故事和产品，咱们要借此记载计算机革新对人们日子发生的影响。”他的口气中充满了骄傲。

　　可是，经过在硅谷的采访，我却切身感触到硅谷无时不在的竞赛以及不断改写的前史。面临移动互联网的冲击，现在微软、英特尔这些实力微弱的大企业也颇有些苍茫。面临苹果和谷歌的后发先至，Twitter和Facebook的方式立异、从前的“大佬”们也在寻觅自己新的出路。

　　转型和立异，不只仅我国公司要面临的沉重论题，也是这些跨国企业需求应对的严峻检测。

　　2012年夏天，在爱尔兰最好的时节，我来到这儿领会了一场冷热清楚的“科学狂欢”。

　　欧洲科学敞开论坛（ESOF）是欧洲最大规划的科学大会。作为一个科学爱好者，我早就传闻，虽然ESOF的前史并不长，但却算得上是欧洲版的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

　　因而，当我从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那里知道他们行将赞助几名我国的科技记者前往2012年ESOF会议现场时，就毫不犹豫地提交了请求。经过基金会绵长的审阅，我终究幸运地收到了以“congratulations”最初的邮件，都柏林开端热心地欢迎我的呈现。

　　在都柏林入关时，一名海关官员传闻我前来报导ESOF2012，兴味盎然地企图和我评论希格斯玻色子。

　　“发现了天主粒子，咱们知道国际又能向前一步。”说这句话时，他俨然是一名科学家。

　　这个细节让我感到在ESOF期间都柏林火热的科学气氛，让我非常振奋。我像一个追星族相同追随着一个个热门。

　　会议第二天，“人工生命之父”美国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就在都柏林三一学院进行了题为《生命是什么》的讲演。要知道，70年前，薛定谔也在这儿举办过同一主题的陈述。记者、科学家们都在猜想，文特尔终究以为生命是什么，他是要应战薛定谔吗？

　　讲演的门票很快就发光了。直到讲演当天，我才抢到了一张退票，在最终一刻难堪地冲进了礼堂。人头攒动中，文特尔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沃特森先后从我身边走过。

　　别的一场讲演中，我见到了CERN的负责人洛夫霍耶尔。其时，CERN刚刚宣告疑似天主粒子的发现。霍耶尔说，几天前，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希格斯收到霍金的告诉“支票已寄出”，这是霍金输掉的100美元赌注，他押注的正是希格斯在1964年提出的理论。全场迸发笑声和掌声。

　　我还独自采访了科学画廊的负责人，咱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评论科学传达的实践经验。

　　我抵达都柏林时，正是当地时刻晚上9点，虽然在夏天，都柏林气温只要10摄氏度左右。更可怕的是，我被航空公司告诉行李还在中转站，要第二天才干抵达。所以，我穿戴短袖、短裤和凉鞋，在瑟瑟发抖中找到了酒店。

　　在赶到文特尔讲演现场的路上，我被一场出人意料的暴雨淋成了“落汤鸡”，连录音笔都失灵了。

　　此外，会议主办方给媒体预备了一日三餐，但每餐都只要冷冰冰的面包卷，酒店也只提供冰水，我常常感觉身体泡在冷水里。

　　会场的热和气候的冷，都柏林采访ESOF的阅历像淬火一般，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从做记者的榜首天起，我就期望有时机跟从我国海洋科技作业者到大洋中去，亲历和见证他们的科研和日子。

　　2002年12月30日，作为仅有一名记者，我跟从履行我国大型深海科学观测实验使命的“向阳红14号”科学考察船，从广州起航远赴西北太平洋，我的夙愿总算完成了。

　　这次的科考使命是投进ARGO浮标，这也是我国树立全球海洋观测网的一项基础性科学实验作业。

　　依照飞行方案，“向阳红14号”在经过巴士海峡后进入菲律宾海峡，最远将飞行至北纬6度、东经130度的近赤道太平洋海域，抵达西太平洋暖池边际海域，总航程3500海里，合计15天。

　　船长苏立通鼓舞我说：“这次咱们出海航程比较短，不会太辛苦。”但关于榜首次出海的我来说，一趟下来感觉仍是挺“辛苦”的。

　　脱离广州后，“向阳红14号”进入了风高浪急的巴士海峡。这儿冬天海况恶劣，风力强度有七八级，阵风有时高达十一二级。站在驾驶舱，面临一个又一个迎面“砸”来的巨浪，才真实领会到什么叫触目惊心。

　　2003年1月1日零点新年钟声敲响时，“向阳红14号”裹着风雨成功穿越巴士海峡进入太平洋。15天的飞行中，“向阳红14号”在太平洋的风风雨雨中左右摇摆着，宛如一叶小舟。这种情况令人寝食难安，有时乃至步履艰难，谁说不辛苦呢？

　　如果说辛苦，晕船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一大检测。听船员讲，曩昔就有人一上船就晕，一向晕到下船，难过得只想跳海。刚开端的两天，我也有轻度的晕船反响，那味道的确不好受，头晕目眩，只能躺在床上来减轻晕船反响。而相同有着晕船反响的船员和科考队员们却要据守在岗位上，确保飞行安全和科考作业的顺利进行。

　　从悠远的太平洋上怎么及时发回稿件是个大问题。“向阳红14号”不具备上网的条件，更没有其他快捷的传送设备，最终只得采纳接力的传递方法，先将稿件以电报的方式发回坐落广州的南海分局，然后再从广州传送到北京的报社，可谓“字字皆辛苦”。

　　太平洋也有安静时。湛蓝的天空，湛蓝的海水，满天的繁星，此刻一切的辛苦都云消雾散，有的仅仅太平洋赐予的享用和愉悦。

　　2012年5月19日至23日，我作为《我国科学报》记者，受西门子公司之邀，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参与西门子公司第六届冶金与采矿全球媒体峰会。这是我榜首次出国采访，并且又远赴北美洲，一路行来，有颇多感悟与收成。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思是不只要把握书本知识，也要注重实践。这次赴墨西哥采访，我就深化地领会到了这一点。

　　采访中，我观赏了墨西哥最大的归纳型钢铁厂Ahmsa公司，并对该钢铁厂进行了深化了解。其时，我国的钢铁企业因为铁矿石受制于人以及产能严峻过剩，正堕入严峻的亏本地步。而Ahmsa公司却过得比较“润泽”，依据Ahmsa公司的财报，2010年公司销售收入净额为333.46亿比索，净利润6.35亿比索。

　　Ahmsa对上游资源的掌控才能较强，具有自己的矿山，挖掘后能够直接将铁矿石送至钢铁冶炼厂。别的，墨西哥的钢铁职业较为会集，前三位的钢铁公司操控着国内80%的市场份额，而Ahsma作为墨西哥最大的归纳型钢铁公司，占有了25%的市场份额，所以能比较好地发挥规划优势。别的，Ahmas公司不只重视做大，还重视做强，该公司出资了4亿美元，用于引入全球先进的节能环保项目Finex。

　　这些都让我深深知道到，我国的钢铁企业要想摆脱困境，有必要对产能落后的中小企业进行并购重组，一同工业晋级也势在必行。

　　在这次采访中，我国记者之间的团结友爱精力也给我留下了深化形象。这次赴墨西哥采访的我国媒体，既有《我国科学报》这样的科技类媒体，也有群众财经类媒体和职业媒体。有句话叫作“同行是冤家”，咱们这些媒体在国内是竞赛对手，可是当咱们走出国门，面临其他国家的媒体时，却自觉地抱成一团。

　　我至今对其时采访的情形浮光掠影：来自各个国家的媒体分区落座，咱们这些来自我国的记者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互相帮助，一同消化了解会议资料，并一同讨论问什么样的问题更恰当，然后推选代表站起来提问。从现场作用来看，咱们我国记者的提问不只数量最多，并且质量也较高。

　　到了下午的分组专访环节，咱们我国记者再接再厉，从不同视点一再提问，因为咱们的问题太多，以至于会议掌管者不得不延伸采访时刻。

　　采访完毕后，会议主办方对我国记者的体现非常赞赏。对咱们说，从我国记者的身上，看到了我国人的聪明、勤劳和尽力。